升学教育:观 点|叶澜:基础教育必须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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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学教育:观 点|叶澜:基础教育必须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

叶澜,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,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,中国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与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创始人。

近日,叶澜教授接受《解放周末》记者专访,畅谈了从事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初心与目标,还分享了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中的许多值得纪念的故事。她说,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,并积极践行,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。一起来看访谈实录!

教育改革,是当代世界之潮,也是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。作为教育大国,我们能否走出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,形成当代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经验?

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是中国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创始人,从事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和实践长达20多年。她说:“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,并积极践行,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。

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,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

《解放周末》:您是一位教育学理论研究者,怎么会去中小学搞教育改革,而且一去就是20多年?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,您的初心是什么?

叶 澜:我是学教育学的,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留校后,再也没离开过这个专业。我相信学校教育改革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。20世纪80年代初,中国教育逐渐走向常态,我在教育学系承担“教育概论”这门课的教学。当时,尚未有作为教科书的《教育概论》著作,我就一边上课,一边研究,自编教材。

“教育概论”是教育学系的基础课,它要阐述一系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,这促使我对教育学作深度思考。正是在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,我发现了一系列大问题,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当时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叫“三因素论”,即把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归结为遗传、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三个方面。但是,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缺陷,其中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那就是发展主体本身。于是,我提出了新的“二层次三因素论”,认为影响人发展的可能性因素包括先天因素、后天因素和环境因素,而且这些因素随着人的发展过程呈现动态变化。但可能性因素要成为个人的真实发展,必须通过发展主体的自主选择与实践。

1986年,我以此为主题的一篇论文(《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》)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上。投稿时我还只是一个讲师,这个理论和当时的其他理论都不一样。

《解放周末》:这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教育学理论吗?

叶 澜:是的。论文发表后,引起了学界关注,我还因它获得了生平第一个学术类一等奖,那是中国教育学会开展的第一次10年优秀论文奖评选。

作为教育学研究者,我一直把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看作自己的应尽之职,这个意识非常强烈。

《解放周末》:您的目标或理想是什么?

叶 澜:我曾经在一篇回顾中国教育学20世纪百年发展的论文(《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》)中指出:中国教育学存在两大“依赖”问题。第一是依赖国外。翻译介绍国外的教育思想成了教育理论更新的捷径。第二是依赖其他学科。教育学可与很多学科产生交叉,比如教育心理学、教育社会学、教育经济学、教育法学等等,结果往往导致教育学成了其他学科的应用领地,而自身的理论却得不到发展。我觉得这两个“依赖”如果不改变,中国教育学是没有希望的。

我个性有点犟,有人说教育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用,甚至称教育学没有基本理论,因为国外没有。我不认同这种观点。我认为基本理论恰恰是教育学的内核,必须加强研究。

2001年初,我在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》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《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》一文。文中提出:“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,不能没有自己原创的教育理论。

在我看来,原创的教育理论,应该不依赖、搬运国外的教育理论。首先,它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的,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教育问题。其次,它引用的材料、研究的资料是中国的。最后,形成理论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学者。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,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。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学术志向。

我不希望只有一两个孩子冒尖,而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,成为课堂的主人

《解放周末》: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志向,它怎么落地呢?

叶 澜:我写了那篇“二层次三因素”的论文后,就一直想弄清楚:孩子的自我意识到底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能不能得到培养?自我意识觉醒以后,孩子会不会变得不一样?后来我亲历的两件事情,对我触动很大。

第一件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,普陀区中朱学区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,该学区处于老旧棚户区内,原来教育质量很差,10年间发展成了一个学习、学风都优异的学区。我和陈桂生老师带了几个研究生去调查,这次调查使我大开眼界。

比如,怎么提高整个学区的学习成绩?学区领导的突破口是:先抓最差的外语。他们把学区里几位外语老师送出去培训,然后由他们承担整个学区的外语教学。这样,外语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外语学好了,老师和孩子们有了信心,再要求语文、数学老师,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成绩也上去了。他们把薄弱点当成突破点,这就是实践智慧。

这次学区调查让我体会到,如果我们不到实践中去,不到第一线去,就抓不到这些“活鱼”。由此,我更坚信教育实践能滋养和激发教育理论的生长。

《解放周末》:这个调查经历了多长时间?

叶 澜:大约两年。调查结束后,我们把调查报告汇总起来出了一本书,题目叫做《走出低谷》。

第二件事情是1990年,参与调查的时任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刘荷华突然来找我。她对我说:叶老师,我们不仅要走出低谷,还要登上高峰。她希望我们继续到学校去进行指导。我想,这正是一个检验我的教育学理论的好机会。于是,我向市教委申报了“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”这个研究课题,并很快开始了基于学校的研究。

这个试验开展得并不顺利,最后坚持做的只有一位三年级的班主任周老师,他是一位语文老师,幸好他坚持了下来。

《解放周末》:您对这个试验是怎么预想的?具体又是怎么操作的?

叶 澜:我们当时没有经验,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——老师必须放手,让更多孩子积极参与课堂教学。一开始,我给周老师计算上课时间,基本情况是:一堂40分钟的语文课,有35分钟都是老师在讲,有几个学生偶尔举手发言。我对他说,你要让每个孩子在课堂上有他自己学习的时间,哪怕让他们自己读两遍书也好。他们学了以后,你再提问,让他们回答或者进行小组讨论。

研究中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试验开始第一周,有一天,我找来了班里的几个小干部,让他们自己组织一次班会。我说不能找老师商量,要求只有一个,就是班里所有同学都要参与活动。下午,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边,班会活动开始了。那天正好是教师节,一开始他们组织有才艺特长的同学表演唱歌、跳舞,直到还剩最后5分钟时,主持人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要送周老师一句话作为教师节礼物。同学们立即挨个站起来表达对老师的祝福。我一下子兴奋了,没想到小学三年级学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来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
下周我们再去的时候,周老师告诉我,学生们要求以后的班会课都由他们自己来上。我很惊喜:孩子们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!后来,他们不但承包了班会活动,还把班级工作全都包揽了。

我还给周老师出了一个主意:让那些语文学得特别好的同学,有一个特殊“待遇”——可到图书馆去上语文课。一个星期5节语文课,3节在课堂上,2节去图书馆自由学。这些孩子非常开心,语文学习更加出色了。

《解放周末》:这些做法,现在听起来也很有超前意识。

叶 澜:当时我只有一个主导思想,要让孩子积极地投入,要开展互动,要真正发挥孩子的潜力,达到让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。

研究后期,我再给周老师算上课时间,他一堂课最多讲20分钟,其他时间给了学生。3年后,他们班的平均考试成绩达到全年级第一。而且,全班成绩的曲线分布和别的班级不一样,其他班级有几个尖子生分数特别高,但试验班级是整体水准提高了,大部分都在七八十分以上,还有一批尖子生。

这个结果让我特别满意,我不希望只有一两个孩子冒尖,而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学习的主人,成为课堂的主人。试验让我确信:教育基本理论对于教育实践是有意义的,教师是可以改变的,孩子们的自我意识是可以在教育中唤醒的,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。

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老中医,一个一个搭脉,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,方可开出“药方”

《解放周末》:正式开展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是在哪一年?

叶 澜:是在1994年。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,我通过学习领悟到:一个大时代来临了,它将完全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。教育以前只是传授知识或是培养能力,现在应该转到提升人的自我意识、培养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上来。

外高桥保税区有一所新建的小学,想用新的教育理念来办学。我们一拍即合,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就这样开始了。

起初也是从一个班级开始,每个星期四,我们都到学校去,用整整一天时间听课、评课、座谈,我们称之为“相约星期四”。每学期的期中和期末,还会举行阶段总结,校长、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。

我们在外高桥保税区小学进行了第一个5年的探索性研究。这个班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遥遥领先。而且,学生们的组织能力非常强。家长也非常满意,他们强烈要求这个班级不要散,一起到一个中学去上学。后来,还真的有一所中学接收了这个班的大部分学生。

《解放周末》:小学的班级几乎整体升入初中,这件事真是闻所未闻。

叶 澜:这是“新基础教育”的第一个试验基地,也是“新基础教育”的第一阶段。

5年后,机缘巧合,我们和闵行区教育局合作,在全区范围内开展“新基础教育”发展性研究。1年后,江苏常州、山东、广州、福建、海南等地也有学校加入进来。我们变得非常忙,全国各地到处跑,轮流去不同的学校听课、开座谈会,还要做理论研究。这是“新基础教育”的第二阶段,就是抓学校、抓教师团队、抓教育研究。

到第三阶段,我们选了上海闵行区和江苏常州市共10所学校作为核心学校,研究怎样建设新型学校,实现学校的整体转型。

我认为合作研究有一点很重要,就是自愿原则。做科研怎么能强迫?学校、校长、老师只要愿意改变,愿意改革,我们就一起来做。

《解放周末》: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?

叶 澜:就学校改革本身而言,最难的是改变老师原来的观念。其实我觉得,老师也是“受害者”,他们长期被一种框架、习惯所绑架。这个框架是什么?40分钟一堂课,你要设计好怎么讲,然后准时、完整地把课讲完,你就基本上是一个好老师了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老师必须不让孩子“打岔”。为什么老师上课时总是点几个学得好的孩子回答问题?因为这些孩子回答的都是老师希望的答案。在课堂上,大部分学生只是观众而已。

我听过无数次课,最大的感受就是改革前的课堂太沉闷了,学生们面容呆板者居多,只有在下课10分钟时,我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活力。学校是“大活人”最多的地方,为什么课堂会如此毫无生气?!1997年,我发表了《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》一文,引起了较大反响。这篇文章是我从心底里“吼”出来的!我认为老师完全可以改变课堂教学方式,课堂应该是有滋有味的,是生动的,是在生长的,是一种生命力如大海浪潮般涌动的活的状态。

一开始,我向老师指出课堂教学的问题,他们不太服气或明白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老中医,一个一个搭脉,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,方可开出“药方”。这个方子不一定药到病除,但是往往能打破他们习惯的框框,生出豁然开朗之感。

有的老师说,“新基础教育”太难了。为什么?因为没有固定的模式。我对他们说,上课是没有模式的,只有基本的原则和指导思想。到底怎么上课?这不是我决定的,也不是你老师决定的,你想要把课上得“有滋有味”,就要重心下降,放手让每个学生参与。只有这样,孩子们对教材的理解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,他们会呈现很多你没有发现的东西,他们会带给你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。而我们,也在与老师们的共同研究中产生惊喜和顿悟。

后来,我们把“新基础教育”的理想目标归纳为“四把四还”:把课堂还给学生,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;把班级还给学生,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;把创造还给教师,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;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,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。
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“娘胎”是中国,而非外国,它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

《解放周末》:2004年,您向学界宣称:为创建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而努力。您为什么要创建这个教育学派?

叶 澜:“新基础教育”做了这么多年,建立起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体系。它是中国原创的,不是从国外抄来的,它有一大批坚定的合作者。事实上,它已经有了一个教育学派的雏形。2004年,我们正式打出了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品牌,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原创的理论和实践被淹没。2006年,《“新基础教育”论》正式出版。

20多年一路走来,坎坎坷坷。曾经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出了“新基础教育”,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身边总有一批又一批学校和老师加入进来。他们跟我一起创业,我不能向他们保证什么好处,他们能够获得的,除了自身的发展外,就是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。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。这个学派像一面旗帜,聚拢了我们这些有着共同追求的人。

此外,我想通过学派,触发更多教育学者为创建、研究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而奋斗。

《解放周末》:您为什么给学派起这个名称?

叶 澜:记得有一次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,我曾经这样说:“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,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‘生命’,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‘实践’。
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观点:教育就是“教天地人事,育生命自觉”。“教天地人事”:“天地”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,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宇宙世界;“人事”指社会科学,包括人类文明的所有财富。“育生命自觉”就是要唤醒人,一个孩子原来不清楚自己是谁,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、能做什么,通过教育和引导,让他内在的自我意识觉醒,最终达到生命自觉的状态。一个人有了生命自觉,他才能有精神的内生力,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派的“娘胎”是中国,而非外国,它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。

《解放周末》:怎么理解“对教育问题的本质有一个中国式的表达”这句话?

叶 澜:中国教育和教育学本应有中国自己的特色,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中,更要注意分辨国外经验是否是“真经”。即使是“真经”,也不能拿来就套用。比如,有的学校以课程为主导开展教育改革,实行选修、走班制,主张取消班级。走班制等国外早已有之,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。“新基础教育”研究有两个重要抓手,一个是课堂教学,一个是班级建设。自1994年始,我们就推行小岗位制:岗位由学生按需提出,人人有岗;竞争上岗,定期总结;动态轮换,岗位升级。同时还实行小干部轮流制,让每一个人都有锻炼领导能力的机会。我们的试验证明,在班级集体活动中,个人的自我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。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,既有集体的精神,又培养了个人的能力,这和西方个人本位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。

不久前,我写的《回归突破: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论纲》一书被翻译成英语出版了。在一定意义上,这可看作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的一步。

《解放周末》:在“教育焦虑症”越来越普遍的当下,您认为“新基础教育”能够成为一剂解决问题的药方吗?

叶 澜:我觉得它是一个药方,“真诚”是药引子。这个药方需要那些真诚地愿意改变教育现状的人去做,若无“真诚”为药引,这个药方是没有用的。但无论如何,我和周围的一些老师都在真诚地做着这件事情,我们希望能够带来哪怕是一点改变也好。

教育是社会公共事业。应试教育在中国的畸形存在,可比作毒害教育的“新冠肺炎”,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政府、社会、家长深思的教育大问题。它光靠学校是难以彻底解决的,需要社会各界形成“抗疫”合力。

但是就学校而言,我相信,“新基础教育”培养出来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会差。因为孩子一旦有了自觉性,能够积极投入教学活动,主动学习,他根本不需要反复做那么多题目。最笨的办法才是题海战术,效率极低。我们的试验学校大多是非重点的草根学校,这些草根学校经改革后,教师的精神状态和教育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,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潜力被激发了出来。有些原先不知名的学校,甚至还成了家长们择校的对象。

20多年的“新基础教育”历程证明:基础教育只要坚持改革,并积极践行,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。

(来源: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研究院微信公号,原载于《解放日报》所属专刊《解放周末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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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货来去如风,什么鬼都没留下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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